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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将中国文化划分时代的话，中国文化大抵经过起源文化时代、家文化时代、阶级文化时代，现在正进入公司文化时代。
以时间来划分，自黄帝始（约公元前2600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止，共约2400年时间，为中国的起源文化形成期。其中最重要的集大成时期为春秋战国，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约有550年的时间。由于年代久远，史记材料不够丰富，尽管有诸子百家的典籍和出土文物为证，有秦俑长城为证，仍难把握该时代中国文化的全貌。现在所有的总结和推论，都是以所掌握的史料为基础的，不一定是当时的全部现象。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中国的起源文化走出拜神的阴影比西方至少早3000年。姜子牙封神并建立爵位礼制约在公元前1100年，天朝观念，人神观念，都是肯定人主宰世界的观念。而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是在公元1882年，此时西方才敢肯定世界是由人主宰的。
二是中国的起源文化成熟于第二次农业革命时期，代表着农业游牧状态进入农业文明的最高水平。人类由游牧状态进入农业文明的第一次技术进步，是发明粮食种籽制作和存储技术。姜子牙分封800诸侯时，中国人已能广泛使用种子。第二次农业革命则是发明青铜冶炼技术，并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普遍使用的水平，技术也十分精湛，汉朝以信桐前的系列出土文物已证明了这一滑裤坦点。
孔子在公元前约500年创立儒教，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短短300年里，中国诞生了诸子百家，其创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胜于之前2000年的总和，并且它还是此后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的起源纯大文化处于农业文明的高级水平上。
家文化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有新生文化现象的本质。从时间上看，它起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止于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约2000年时间。
为什么将这一时期的文化称做家文化？从生产力方面看，该阶段初发生了第三次农业革命，这便是铁器被广泛地使用，炼铁技术成熟，铁矿开采量大。而农耕技术已完全成熟，在黄河中下游的土地上，完全可以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生产，这为儒家文化的兴盛准备了良好的生产力条件。
还在商鞅改革时，秦国便提出分解大部落、大贵族、大氏族的方法，要求青年男子年满16岁，必须从原有的组织分离，单独建立一夫一妻制家庭，单独纳税，违法者要按律惩处。秦国统一中国后，这个政策推广到整个黄河长江流域，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经济活动以家庭为单位展开。
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对儒学进行发扬光大，使儒学更适应家庭模式。在儒学的熏陶下，皇帝象一个家长，家长像一个皇帝。在国家法令之下，有家规族法辅助进行国家治理。几乎在这2000年所有的新文化现象，都以家庭为基础，与家庭有关。所以，把该时期的中国文化称为家文化，是极其准确的。
家文化的兴起，得到了国家统治者的支持，它符合波浪式运动的原理。它是起源文化里的一支，但董仲舒的新儒学与孔子的起源儒学是极不同的。
孔子儒学讲究“仁”，他想恢复姜子牙时代建立的爵位礼制，“仁”是其思想核心，追求“克已复礼”，他想规范国王及贵族。
董仲舒的新儒学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妻妾妾”，他是站在家庭的基础上规范天下的，与孔子所说的，在应用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
家文化兴起以后，阻止了中国起源文化中其它文化方向的运动，它有一定的封闭性。所以，尽管中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却没有发明蒸汽机，没有产生工业革命。
由于文化的范围极其博大，为了论述的方便，本书只讲述君王文化和农民文化，他们是家文化的分支和代表。
为什么说中国有一个阶级文化时代?
在中国，阶级文化存在的时间大抵起于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于公元1978年中国推行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前后不到150年时间。如果从更长的历史主线条上看，该文化时代可以看成是家文化向公司文化过渡的一个非稳定形态的时代。但站在21世纪初来看，该时代却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它是中国公司文化时代的重要起点和基础。
公元1769年，瓦特在英国发明蒸汽机，它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是人类生产力技术发生质变的新里程碑。但此时，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状态，还处于拜神的水平，上帝有无尚的权力，人自己不能在精神上主宰世界。尽管文艺复兴催生了科学，日心说被广泛地认同，科学迎来了春天。但是精神与物质不对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对应的状态越来越严重。紧接着，爆发了启蒙运动。
从14世纪初兴起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末终止的启蒙运动，前后也是500年时间，与中国起源文化兴起用时550年（春秋战国）相当。这500年其实构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起源文化体，它产生的三大主要思想体系是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它的思想流派则比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还多。不过，站在人类的角度看，西方现代社会的起源文化，其实是全球现代文化的起源文化，从一开始，它就是没有国界的，只是有传播到达时间的迟早而已。
公元1840年，以蒸汽机为动力，以火药枪炮等热兵器为武装，英国军舰撞开中国大门，新兴的工业文明与代表辉煌水平的农业文明展开了较量。尽管中国在1840年才接触工业革命的生产力，但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工业文明在西方已有70年的发展时间，它并不幼稚。所以，将中国的阶级文化时代以1840年为起点而不是1911年辛亥革命为起点，是更为科学的，符合阶级文化的历史事实的。
数千年来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中国，被几条西方的战船打败后，走上接受和引进工业革命生产力的道路。于是有了官办、民办、买办企业的兴起，有了中国的现代工业。
到20世纪初，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在中国矛盾冲突的结果，是使社会阶级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中国的阶级文化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25年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时，中国出现明显的四个阶级，即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各阶级的观念和利益都不相同。
19世纪末，以慈禧为首的政治集团代表着传统地主阶级的利益，其文化特征为传统保守和对工业革命的愚昧。维新派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革命党，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文化特征当然是开放的，面临着对西方工业文明成果进行吸收的重任。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按照中国的国内政治运作规律，应该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央政府，将中国大量的地主转化为资本家，将大量的农民转化为工人，从而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全面转型。
但是，此时的中国并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已是地球村落的一员，迈入了人类融合的洪流。西方先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强化了对中国的剥夺，各国扶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使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无法建立强势中央政府。实际上，在1911年到1945年之间，中国的国内矛盾，是由阶级矛盾为主逐渐上升到民族矛盾为主。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后，迅速形成中国国民党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局面，毛泽东将农民和工人阶级笼统地称做无产阶级，以利于这两个阶级的团结。
阶级文化时代产生了什么主流文化？首先是科学主义兴起，新型学校如雨后春笋，奠定了中国校园文化的基础。自19世纪后期到2000年的中国新式学校，基本上以科学精神立校，与传统私塾完全不同。正是学校的校园文化，催生了中国推动工业文明的中坚力量。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大学校园，往往是产生革命动力的地方，学潮如海潮一样前仆后继。
其次是资本主义文化大量涌入。从1840年到1949年，在110年的时间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各种学说和思潮开始向中国渗透，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等工业文明的基础观念，一波又一波地否定了孔孟之道。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8年，其实是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家文化斗争的38年，它不仅改变着地主的思想，也改变农民的思想。但是，资本主义文化仅仅维护着脆弱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导致地主、农民、工人的抵制和不理解。经过政治、军事、经济大较量，1949年，在中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浪潮衰退，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
其三，大众文化诞生、兴起并进入高潮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热血青年高喊的口号是科学、民主、自由，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文化精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接过五四运动的火炬，推崇阶级和阶级斗争，选择的载体学说是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是其科学社会主义，这恰好是反对或修正资本主义的学说。
1927年毛泽东带领一支农民队伍上井冈山后，率先提出全新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同时归于无产阶级阵营，对有地的农民，除极少部分归为地主阶级外，绝大多数以中农的身份，归于无产阶级阵营，同时将清朝末年太平天国体现的农民思想，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连通。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新中国的新文化基础已经形成，诞生大众文化。
中国大众文化代表着阶级文化的最高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大改造，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均不存在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空前活跃。在精神上，该时期的大众文化在扫除文盲、破除旧观念、创新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方面，都有极其大胆的举措。在物质建设领域，以公有制企业的方式，大规模引进了工业革命的系列技术成果，短时间内建立前所未有的，门类齐全的超大型工业企业，在核技术等尖端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并且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
在大众文化运动的过程中，中国执政党尽量缩小阶级差别，尽量使农民和工人之间没有矛盾或者不激化此种矛盾，采取各种政策缩小工农业剪刀差，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让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最终展开文化大革命，企图建立一种牢固的全国性的以雷锋为榜样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而走向大众文化的顶端。 自传统至现代??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作者：文学研究所 陈伯海
以往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通常切割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几个时段分别处置，较少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转化。尤其对待“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往往强调它所接受的外来影响，而忽略其传统根源。本文尝试打破这一格局，将晚明以迄当今400年间的文学变迁看作为一个流程，藉以探索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史轨迹和内外动因，这也正是文章主旨之所在。
关于这400年来的思潮流变，文章区分为4个段落展开叙述。大致说来，明万历初至清康熙前期(1573?1683)，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生变革与动荡，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内部孕育出近代意识的萌芽，而以晚明个性思潮和明清之交的实学思潮分别标示出了它的肇端。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末(1684?1795)，随着清王朝的巩固和专制主义的加强，复古思潮卷土重来，“宋学”与“汉学”的旗帜大局洞张于文坛，而具有人文内涵的新思想成分仍不绝如缕地潜滋暗长。嘉庆初叶至“五四”前夕(1796?1915)，时代的急遽变动促成文化观念上的古今更迭和中西交汇，在这双重撞击之下，新倾向开始突破旧传统，旧文学逐渐朝新文学过渡，不过这一蜕变的过程并未完成，“观念滞后”的现象尤其严重。然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当今(1915年以后)，在中国社会革命形势深化发展的直接推动下，新文学也经历了诞生、成长、分化、组合、变异、回归、繁荣、衰卖渣谢等曲折演变，并通过尖锐的矛盾斗争与不断的自我扬弃，努力探索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航道。
作为400年思潮的贯串线索，文章突出了这个时期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文体风貌的变迁。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由两个基本的方面构成：一是伸张自我的个体意识，二是面向民众的群体意识，两相结合，便确立了新文学的人本核心；而它们之间的分流异趋、此消彼长乃至对立冲撞，不免造成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化中的种种曲折与偏离。由“人本”的变革，又引起了“文本”的出新。在我国传统里，代表士大夫情趣的雅文学和反映市民心态的俗文学，原本是壁垒分明、不相交融的。自晚明以迄近代，由于文学表现个性和面向民众的需要，不仅俗化的戏曲、小说逐渐为一部分文人雅土所关注，连高雅的诗文中也出现了“向俗”的趋势，于是雅俗对流得以实现，再同“西化”影响下的中西对流相结合，便产生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风貌。至于雅俗、中西对流中雅化与俗化、个性化与大众化、西化与民族化种种争执中腊悄，亦因此而长期存在于新文学运动之中。
基于上述理解，文章从400年思潮变迁中归纳出古与今、中与西、雅与俗三对矛盾，作为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矛盾，对矛盾各方的对立、冲渗、交流、转化和各对矛盾之间的互补互动，展开了一定的论述，并以新陈纠葛、中西错位、雅俗脱节诸现象来显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种复杂与艰巨，更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文章结末试图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途径，来说明新文学人本核心建构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与转折，而对中国文学会有辉煌的前景，自是深信不疑的。
本文发表后，曾在《新华文摘》1996年第12期上全文转载。 1998年4月，获得中国鲁迅文学奖。最著名最有成就的有三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新文化运动
